陈阳 等 |“一带一路”倡议与创新的电影理论视角

作者简介

陈阳

5657威尼斯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

方思宇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学系博士生

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凝聚着中国文化理想和中国智慧，其丰富的理论内涵在近年中国电影中多有呈现。更为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倡议具有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性，为中国电影理论创新发展带来重大机遇。这场伟大实践的中国性特征，也将更多地投射到中国电影创作中去，并由此催生中国电影理论的新形态、新特质。

关键词：“一带一路”；电影理论；实践；创新

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至今已经走过了十年历程。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来说，这都是一场影响深远的伟大历史实践。在这一重大实践的带动下，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格局也必将发生深刻的革命性变化。这里值得思考的是，在这重大的历史时刻，凝聚着中国思想和中国智慧的“一带一路”倡议，将会演绎出怎样的电影文化景观？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世界级文化现象，也必然引发中国电影理论和创作实践的创新性发展。“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理论概念，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反对霸权主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开放包容、共享等理念，在其深层有着中国文化哲学的内涵意义，也将成为中国电影理论的重要资源。

围绕这个大时代背景，关于中国电影理论和实践创新问题，在这里不妨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索和讨论：其一，“一带一路”实践与中国文化的使命问题；其二，当代世界变革中的社会实践和电影理论的关系问题；其三，中国电影理论创新的可能性问题。

一、汤因比预言与中国电影文化的使命

在“一带一路”视野下讨论中国电影的发展问题，必然要站在世界动态变化的立场上。未来世界将如何演进，中国文化将扮演怎样的角色？这些都应该进入中国电影人思考的范围之内。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onld Joseph Toynbee）曾就“中国今后在地球人类社会中将要起什么作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预见。他认为世界终将和平统一，而能够主导实现世界统一的文化，既不是西欧、美国，也不是当时的苏联，因为依靠武力征服世界的想法在核时代已经难以实现。

在与池田大作的谈话中，汤因比是这样表述的：“同时，我所预见的和平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断结晶扩大起来的。我预感到这个主轴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在东亚……并且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我们 应 该 注 意 到 这 样 几 个 非 常 重 要 的 概 念 ：“ 和 平 统 一 ”“ 地 理 和 文 化 主 轴 ”“ 政 治文化上团结起来”。这实际上代表着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愿望，也可以称之为人类共同的文化理想。这与中国“世界大同”的文化理想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今天看来，汤因比当时能够对中国文化做出这样的判断，确实显示出一位大历史学家的深邃洞察力。更有意思的是，几乎也是在同一时间点上，苏联电影大师安德烈·塔可夫 斯 基 在他 所著的《 雕 刻 时光 》中，表 达了对中国文化的无 限 期 待，道出了“东 方比西方更接近真理”的深刻判断。

概括地说，汤因比和塔可夫斯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把握，是在与西方文化的对比中得来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在于，中西方文化中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侧重点不同。汤因比看到了数千年来中国政治文化强大的社会整合力，塔可夫斯基看到的是西方对个人自由的无节制强调，这也是他对西方文化彻底失望的根本性原因。中国文化对社会整体的看重，也延伸到全人类的范畴，所以，在科幻片《流浪地球》中，拯救世界的使命不再由好莱坞式的个人英雄承担，而是由地球上所有的民族国家共同承担。个人化的“我”被全球化的“我们”所替代，这便是中国文化思想在电影中的一次绝妙表达。

此 外 ，中 国 文 化 不 以 征 服 为 目 的 ，中 国 文 化 审 美 以 超 越 自 我 为 至 高 境 界 ，这 些都是被历史学家和电影大师寄予希望的原因所在。如果说汤因比看到了世界统一的基础在于和平而非征服，那么在全球科技、经济等全面竞争的时代，互利共赢等理念的提出则是中华文化的具体体现。如果说塔可夫斯基怀揣对西方文化的深刻批判进行创作，并且诞生出令世界瞩目的经典之作，那么在一个世界正在发生巨大转变的年代，具有中国文化、中国智慧根基的电影表达则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或许，这就是中国电影伴随“一带一路”真正走向世界的文化基础。但是，汤因比所讲的世界和平统一，或者以地理文化为轴心的结晶过程，在现实中似乎并非一帆风顺。“一带一路”倡议也遇到来自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阻碍。西方把近代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殖民、征服等思维理念，运用到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判断上。因此，出现诸如BBC拍摄的纪录片《中国人来了》（The Chinese areComing,2011）一类的影片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西方，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著《文明的冲突》流传甚广，甚至认为不同文明的核心国家之间存在着战争的可能。从某种程度上说，汤因比对中华文化在世界未来发展地位的认识，也面临着“文明的冲突”论的挑战。如果说汤因比是站在人类的立场上，亨廷顿则更多地体现着西方的立场。在这个大时代背景下，中国电影人更应具备高远的视野和理论定力，充分意识到在这场汹涌而来的文化碰撞中，中国文化、哲学和美学所蕴含的创造性力量。

中国电影文化的核心内涵源于中国文化。从社会建构的角度看，和平当然是其根本目标，通过“和合”消除障碍和阻隔，这就与以“霸权”“征服”手段达成目标的文化逻辑有了本质上的不同。

中国电影理论的发展离不开中国文化和美学的引领，这构成了中国文化与世界、中国电影与世界的关系。世界电影理论当然有其自身的学理性、学科性，但也并非完全封闭、自律自足的。创新的电影理论应该是新文化思想观念的融入，这里所谓的“新”，应该是在原有电影理论中相对缺少或处于微小状态的。同时，新的文化观念的勃发也将会促使电影理论呈现出新的特质和方向。这正是当代中国电影理论创新的机遇和使命所在。

图1.汤因比与池田大作

二 、电影理论的社会实践性

从根本上 来 说 ，任何理论都来自 实 践 ，电影理论亦是如 此 。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性实践中，已经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电影现象、电影作品，同样也会促进中国电影理论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爱森斯坦那一代苏联电影蒙太奇大师是幸运的，他们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浪潮中，看到了大多数人命运改变的希望，因此在他们的作品里充满了高亢的旋律和节奏。更令人惊叹的是，爱森斯坦等人对人类未来的憧憬，与其电影作品的节奏和戏剧性变化竟然高度吻合，因此，他们的电影理论也成为社会理想与艺术高度契合的经典范例。这是我们今天讨论“一带一路”倡议和电影理论与实践关系时，尤其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蒙太奇理论诞生于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或者说，十月革命实践催生出蒙太奇理论。在爱森斯坦的蒙太奇理论中，激情理论又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爱森斯坦在总结了以往艺术作品中资产阶级革命的激情，以及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激情表现的同时，将其升华为蒙太奇理论的精神内核，因此蒙太奇理论才具备了情感和灵魂的魅力。如著名的“敖德萨阶梯”场景、《旧与新》中的奶油分离器等。但由于我们在介绍蒙太奇理论时，常常只介绍其中的快速剪辑技巧，而忽略了社会实践对情感的激发作用，实际上将其丰富的理论内涵挤压成几乎是纯粹的形式问题。这既是对电影理论生成过程的忽视，也是对经典电影理论构成的窄化。我们只有恢复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基本视野，才能够在新的社会实践壮举中确立理论创新的信心和勇气。

或许接下来的问题是，众多没有十月革命背景的电影理论，它们与社会实践的关系或属性在哪里？应该说，这就要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实践中去寻找。电影诞生在西方现代主义兴起的年代，浮士德博士改造世界的雄心已经逐渐退回到卡夫卡手杖上的铭文，即“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所透露出来的现实无力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再也无法掀起文艺复兴、狂飙突进运动，社会实践的挫败感导致的是艺术家、理论家不断向内心自我的退缩。法国印象派和先锋派电影理论或是德国表现主义、电影精神分析理论，与苏联蒙太奇理论相比，无论在理论深度还是在历史影响力方面都不可同日而语。二战之后，安德烈·巴赞的“电影真实理论”实际上是电影理论重返社会实践的一次重大努力。此后，电影和电影理论与社会实践的关系也演化出诸多电影史现象，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对此，我们重新加以审视，实际上是为了反思电影理论从文本到文本，或者从理论到理论的习惯性思维，并要重新明确电影理论生成与社会实践的关系。

电影作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从艺术的思想意识方面介入社会实践，致力于世界的改变，这也是电影意识形态属性的重要表现所在。然而，社会实践的目标又是什么？是为了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还是为了获得人快乐的自由？浮士德博士走出书斋的实践，正是为了获得财富和自由，体现着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个人理想。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文化的弊端显露无遗。塔可夫斯基清楚地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个人与社会的尖锐冲突，因此他说：“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无法在自私的意涵内享有自由。个人的自由也不可能是共同努力的结果 。”总体来看，二战以后，欧洲电影的现代主义浪潮把个体的孤独感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既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制度的精神危机，也是在电影中的必然反映 。在 这 一 背 景 下，电 影 文 化 如 何 面 向 未 来 本 身 便 成 了 问 题 ，电 影 实 际 成 了 西 方社会和个体困惑的写真。进一步说，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究竟是正向趋同还是反向 对 立 ，这 个 问 题 不 仅 是 社 会 理 论 、价 值 观 念 选 择 的 问 题 ，同 样 也 是 电 影 表 达 的重要问题。只强调个体利益，导致的是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和紧张，这种价值观所生发的电影艺术形态，也是二战之后欧洲现代主义电影的主要形态。与之相对应的是电影理论形式和精神的自闭性取向盛行，直至20世纪50—60年代巴赞电影理论和文化研究思潮的兴起，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电影理论的格局。

在“一带一路”的伟大实践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对于中国电影理论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也是社会实践与电影理论契合的重要支点。在近年上映的优秀国产电影中，如《流浪地球》系列、《战狼》系列以及《红海行动》《万里归途》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都有所表现。这一思想理念的基础在于，人与人之间、民族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以及人类命运的相互依存关系。当然，这一思想在致力于铸造新型人类关系的同时，又不是停留于纸面的乌托邦空想，而是借助于科技和金融等手段，从消除贫穷落后以及贫富悬殊所造成的不平等开始。因此，它的社会实践价值、文化和哲学美学价值就显得尤为可贵。中国电影理论的发展方向问题，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也因此变得更加清晰。

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也是国内建设模式的延伸，本质上就带有人民共同富裕的基因。国内解决边远地区贫困问题的第一举措就是：“要想富，先修路”。这一措施移植到海外，我们也就看到了“一带一路”的基本模型。一些海外媒体和学者视“一带一路”为新殖民主义表现，因此需要从大格局、大智慧的角度进行分析和判断，需要讨论清楚“一带一路”与旧殖民时代的根本性区别。比如，我们肯定不能说对西部贫困地区的投资建设带有殖民和掠夺的企图，因为我们是国家命运共同体；同样也不能说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建设是殖民和掠夺，因为我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文化价值理念，超越了单纯的经济行为动机和目的，能够跳出“新殖民论”的圈套和陷阱，因而也应该成为中国电影文化和理论批评的出发点。《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等影片都是从小我走出，与周遭世界形成一个精神整体。这样的电影叙事范式与伯格曼、费里尼和安东尼奥尼等人创作的西方现代电影确实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也与希区柯克电影叙事在价值理念取向上不同。

谈到这里，必然要进入到电影理论观念和审美意识的层面上来。电影作为当代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际蕴含着人类一切重要的思想和理念。电影艺术大师对于人类命运的观照，应该是其作品震撼人心的根本性标志。当然，这种电影大师对人类命运的观照，有许多是悲悯、哀叹式的，当然也有像早期苏联电影蒙太奇大师那样充满希望而又高亢的节奏。如果从更广大的视野来看，上文所提及的欧洲电影大师人文情怀是随其所处世界的破灭感而来的。中国电影如何走向未来，这个问题与中国电影人如何确立全球视角密切相关，也与世界对中国文明的期待相关联。

图2.电影《万里归途》剧照

三、中国电影理论创新的命题

中国电影理论批评需要表现出必要的前瞻性和理论凝聚、创新的准备。其一是提升电影文化交流的哲学和美学高度。在寻找世界共识性的同时，也要进一步发掘中国文化、哲学美学对电影的深层动力机制作用。即便是在电影市场化的年代，电影的价值观念表达依旧是打动观众的重要因素。在《流浪地球》中表现出来的“人类共度危难”主题，成为中国科幻电影最为亮眼的价值观表达。欧美科幻片始终保留着“征服”的基本特征，来自外星球的征服，或是来自各种他者的征服与被征服、反征服，这种电影叙事带有明显的哲学上的二元对立色彩。中国科幻叙事则表现出“和衷共济、和合共生”的文化理念和哲学观念。

由此可以看出，文化哲学观念直接影响着电影叙事形态。面对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危机，面对人类社会未来如何发展等问题，中国文化提供着新的路径和可能。从根本上说，“和”与“共”更具人性化，更符合人类共命运的人性需求，成为化解人类社会内部、人与自然界的诸多矛盾冲突的解药。这种叙事的基本逻辑并不否认矛盾冲突的戏剧规律，但终极目标是某种意识的觉醒或是人生进入一个新境界，而非你死我活的对决。当然，这在人类叙述艺术史上也曾有经典作品，折射出人类共同理想的闪光，但在美学升华背后的哲学依托却缺少持久稳定性。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的戏剧便是这样的经典，但是资本主义的欲望征服很快就使这种理想之光渐行渐远。

随后数百年间，欧洲战火不断并蔓延到世界各地。尽管欧美哲学思潮不断翻新，但是社会文化政治的主体却因资本主义的本性而无法改变。而只有在中国，才有共同关注人类未来命运的社会实践和电影实践同步发展的可能。对社会历史走向的认知，直接影响到电影观念以及内容形态。如果初步加以区分，大体可以分出两种：一种是“末日论”“黑暗论”，另一种则是“希望论”“超越论”。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无论是核战争还是生化战争，都难以最终消灭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而且还会导致世界末日并陷入黑暗。实际上，欧美电影中的“末日”主题和“黑暗”主题是难以绕开的母题，包括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韩国电影《寄生虫》一类的影片，均是如此。“希望论”则是另一种社会文化理论和社会实践带来的必然结果。中国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和平基因，与资本主义的征服、掠夺基因完全不同，让人看到的是充满希望的未来，因此也必然在电影中溢出、呈现出来，这也是大部分中国人的生命体验，是电影接受的普遍基础。这样的电影实践也必然会催生出新型电影理论。

其二，将中国文化、哲学和美学观念意识赋予电影情感形式，并将其上升为电影理论话语。这种形式实际上已有许多表现，但却较少进入到电影理论话语体系、框架之内。这与既有的电影理论体系、理论形态有关。如果能形成一套与中国文化传统密切相连的电影理论表述体系，这一问题应该有解决的途径和可能。比如，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有关戏剧的阐释，人们很难否定其理论价值，但现代人却并不把它列为一种当代理论的范式。夏衍先生曾致力于将李渔“结构第一”的原则上升到电影剧作理论的层面，但可惜的是，这样的文化自主理论意识一度处于中断状态。

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与西方乃至世界艺术理论有许多相通之处，更有其独特和超越之处。但由于近代中国国际政治地位以及科技和经济地位的弱势，这些理论资源长期处于被遮蔽状态。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爱森斯坦将中国艺术理论和思想整合到蒙太奇理论中的努力。或许，这就是电影理论中文明互鉴的结果。世界电影理论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国文化美学思想的不断融入，实际上也是中国电影理论不断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爱森斯坦在中国山水画中看到了“风景的音乐”，这里实际表现为电影的音乐性、节奏感，也蕴含着山美、水美、人美以及诗意美的自然生态和谐理念。那么，能否从中概括出中国电影理论概念呢？如果联系到中国电影史上的众多经典作品，理论概括的价值应该是十分清晰的。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要赋予其命名性的概念，比如称之为“山水景”“山水诗意”，或者更具概括意义的理论概念。电影理论概念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也能激发出无尽的想象。类似这样的概念是否具有跨越时空的普遍性和永恒性呢？答案应该是明确的。试想，如果没有了山水之美，这个世界将会是怎样？人类又将如何生存？我们当然可以讨论工业乃至后工业时代的电影“装置”理论，但是也肯定不能没有古老却依旧与人类共存的“山水”理论。这既是一个生态文明的概念，也是电影理论和电影美学的一个重要维度。电影理论和社会文化理论在此形成可见的关联链条。

其三是数字技术时代电影的真实性问题。这也是中国当代电影理论批评无法回避的问题。随着数字仿真时代的到来，人们又一次对电影的真实性问题提出质疑。数字时代的电影是否可以在技术的加持下，按照某种既定的类型化套路编排，制造出声光电的震惊效果，或者点缀上一些时髦的概念，如此就可以收到市场大卖的效果？这种人文 和 技 术 立 场 的 争 论 ，实 际 上悄然体现在各种期刊文章里，新技术的光环产生强大的消解人文性和艺术性的磁场。

电影艺术的真实性问题，实际上是电影与社会实践联系的基本话语场。离开这个话语场，可能就会沉浸于技术、艺术、文本或票房的自足话语体系中，一切 都 可 能 是 勾 兑 完 成 ，电 影 与观众共情的艺术诉求也随之被解构掉。中国当代社会正在步入民族的崛起之路，中国正在沿着“一带一路”走向世界，这些都是人们真实的认知体验，也自然会 转 化 成 观 众 的 审 美 诉 求 。正 因此，《战狼》系列以及《流浪地球 》系 列 等 影片 才会 有 惊 人 的 票房收入。

电影真实性问题不仅停留于形式和文本层面，更是电影接受心理学和电影文化研究的内 涵 概 念。既 有 的 欧 美 理 论 往往在媒介形式等层面加以讨论，严重限制了它的功能与想象。在数字新媒体时代，人们更加快速便捷地接收到中国与世界的信息，但是巨大的信息流往往是碎片化的，而人们却更想知道重要且完整的故事。

2017年，《中国推销员》被国际电影市场认为是“一带一路”电影，因此有数十个国家购买，这也显示出国际电影市场对中国“一带一路”电影充满期待，对正在发生的“一带一路”故事充满渴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历史际遇中有诸多文化情感的共通之处。中国近现代历史所遭受的苦难以及当下处境，是我们与第三世界国家共情的基础；“一带一路”所秉持的“互利共赢”理念，也包蕴着沿线国家“共同富裕”的内涵。所以，中国观众对中国电影的审美期待与世界许多国家的观众具有广泛的一致性。这样的受众基础，为未来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可能。

图3.电影《中国推销员》剧照

*注释详见原文。

转载自《世界电影》, 2023.06